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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中所凝结的意志，只能是制宪者在制宪时刻表达的意志。

田家英在宪法草案座谈会上，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在概念上是否相同的问题进行了解答，称两者概念是一致的，而不写专政则有两点原因：（1）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一书中说：国家是阶级专政的机关。关键词:  国体 专政人民民主专政 法治 一、问题之提出 专政在当代中国是法律理论、政治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概念，也是直接体现于现行《宪法》文本上的概念。

【51】彭真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称1954年宪法是一部很好的宪法，而称1978年宪法在许多方面已经同现实的情况和国家生活的需要不相适应，对1975年宪法则只字未提。周林刚：《我国宪法上的专政概念与平等原则》，载《中国法律评论》2016年第4期。并且，剥夺政治权利的对象限于宪法明确规定的两种（而非政治上宽泛的敌人），其具体实施方式也须依照法律进行。如前所述，在中文中专政一词带有政权的排他性占有的含义，当专政一词进入宪法中的国体条款时，就意味着根据这部宪法所建立的政权是一个限定性的政权，该政权并不向所有受宪法管辖者开放，而仅仅向作为政权主体的这部分人（在现行宪法下，即为人民）开放。【12】 然而，现代中文里专政一词的语义却更为复杂，并不仅仅相当于西文中的dictatorship，而有着多种可能的语义，【13】同一位作者使用的、甚至同一篇文章里出现的多个专政语词的含义都有可能不一样。

【55】周文中论及这一部分时直接指向的是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中的相关规定，但这种区别可同样适用于1954年《宪法》的规定。【3】参见郑成良：《专政的源流及其与法治国家的关系》，载《交大法学》2014年第4期。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参与战争的有七千五百多万人，死伤三千多万人。

〔１１〕对于战争的反思同样也是当时国际社会的共识。国际联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其宗旨是：促进国际合作。宪法一方面应为科技的发展提供保障，另一方面对科技发展的负面效应进行有效调控。欧洲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

其次，完善维护和平的宪法保障机制。每一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生活和享有和平而稳定的国内外环境的权利，没有一个维持和平的秩序框架，就不会有自由。

在宪法的授权下，1949年4月4日，意大利签订了《大西洋公约》，承诺和美国、加拿大以及欧洲国家和平相处，反对侵略，开展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合作。针对纳粹时期恶法亦法的绝对实证主义观，《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1款规定：人的尊严不可触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国都将维护和平作为选择政治体制与完善宪法体系的重要内容。二战之后不久，意大利通过新宪法的制定来结束法西斯化的法律体系，并由公民投票决定实行共和制。

〔２８〕 虽然现代科技的发展为自由、民主、正义等宪法价值创造了物质基础，为基本人权的实现创造了更多样的途径和更广泛的空间，使得人的地位和价值得到显著提升，但也带来了不可控制的负面效应，致使通过宪法共识所形成的国际关系遭到破坏。只有基于和平的世界秩序，只有在和平安宁、开放包容的世界中，人权保障才有实现的前提条件，每一个人才能获得有尊严的美好生活。1938年底，近卫内阁提出了所谓善邻友好的近卫三原则，试图掩盖侵略的本质。从制宪过程来看，1945年8月14日，日本无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并以此完成了国体与政体的变更。

18世纪欧洲的自然法则自然权利学说和人民主权思想，为美国革命提供了正当化的依据。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日本的制宪权受到了民主主义与立宪主义的严格限制，宪法的制定不能违背国际社会公认的和平主义理念。

由于强大的国家主义、军国主义占主导地位，法西斯政权主张本国利益凌驾于他国之上，极力宣扬本国文化的优越性，反对国与国之间的平等互利，遵循强权即公理的原则。〔２２〕 在对外关系上，《日本国宪法》第9条规定，为了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日本放弃基于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不保持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1969年通过的《美洲人权公约》要求各缔约国在民主制度的框架内，进一步巩固以尊重人的基本权利为基础的个人自由和社会正义体制。在经历了战争所带来的悲惨经历后，这一内在的和平思想和意志得以再现、理解和接受，最终在战后的宪法秩序中得以明确。1933年3月23日，纳粹政府利用国会纵火案，通过了《消除人民和国家痛苦的法律》（史称《授权法》），实现纳粹政府和议会的一体化，规定政府无需议会同意就能制定法律，甚至可以与宪法相违背。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指出，否认犹太大屠杀的言论违反了和平公共辩论的原则，不受言论自由的保障，驳回其上诉。〔２０〕 针对法西斯政权对人权的肆意剥夺和对国际和平秩序的破坏，《意大利宪法》第2条吸收了自然权利的内容，明确人权不可侵犯。为实现欧洲的和平，1949年5月5日，欧洲委员会成立。

推进各国接受不诉诸战争的义务。第2款规定：德国人民所信奉的不可侵犯与不可让与之人权，是每个人类共同体以及世界和平与正义的基础。

在美国的政治哲学中，宪法是拘束包括立法权在内的一切国家权力的根本契约，是规则理性与程序正义的普通法原则的具体体现。面对新的威胁和挑战，如何发挥维护和平这一现代宪法的基本功能，从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宪法价值，值得人类深入思考。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按照宪法规定的程序成为内阁总理，具有形式宪法的基础。因战争对权利的暂停实施不得损及权利保护所必要的司法保证。

第三，宪法的实践需要和平的环境。〔２４〕 《德国刑法典》第84-86条也规定，任何人不得宣传纳粹思想，不得使用纳粹的标志、口号、仪式等具有特定历史印记的东西，不能公开发表否认或赞同纳粹种族屠杀、反人类罪行的言论，否则将面临相应的刑事处罚。为了避免欧洲各国之间相互杀戮和世界大战的再次发生，法国同意在互惠原则的基础上，对国家主权加以限制。在这种情况之下，联邦应当同意对其主权加以限制，从而为欧洲和世界各国人民带来持久的和平秩序。

革命成功后，为避免新的政权重蹈战争的覆辙，宪法对战争进行了严格限制：一方面通过宪法承认国与国之间是独立平等的，确保国家外部环境的和平稳定。〔１４〕1925年1月3日，墨索里尼通过议会讲话的方式宣布国家要从自由立宪政权向法西斯政权过渡。

在《大日本帝国宪法》的背书之下，军部通过了一系列法西斯化的法律文件，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都确立起了军国主义体制。两次世界大战对宪法秩序的破坏，使人们深深地认识到，宪法的实现镶嵌在和平的国内外环境之中。

1947年12月27日，《意大利宪法》在制宪会议大会上被宣布通过。经历了战争的洗礼后，各国认识到，宪法的和平理念可以超越国家政治势力的利益之争，使不同利益在和平的旗帜下得到协调和平衡。

美国通过《独立宣言》宣布革命的正当性，并通过《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确立革命的果实。当然，无论是德国纳粹政权、意大利法西斯政权，还是日本，法西斯政党的上台、国家的对外战争等，形式上都有宪法和法律的授权。〔１６〕 《大日本帝国宪法》是一部钦定宪法，最终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政权的工具。尽管各国在制宪过程中所遇到的主要争议不同、具体制宪的历史背景存在众多差异，但都确立了以人的尊严自由正义民主法治为基础的宪法秩序，这是人类社会共同体得以良好运转的基本原则，具有超越国界的共通性。

在法西斯政权之下，国家元首依然是国王，国家还是君主政体的形式，但既定的宪制体系只是法西斯合法化的工具。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愈演愈烈，民族、阶级、宗教之间的复杂矛盾和冲突以及科技发展的非理性面向也构成了当前国际局势动荡不安的重要根源。

在意大利，1923年以墨索里尼为首的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人在既定的宪制框架下，借助新选举法获得了国会的三分之二多数选票。1942年2月24日，政府又公布了《战时刑事特别法》，加强对反法西斯行为的处罚力度。

法西斯主义奉行国家至上主义，主张国家权力、领袖意志、集体利益高于一切，反对个体的自由民主。对侵略战争的彻底否定。